胡蠻1964年留影。

1940年，魯藝美術系部分教師合影，前排右一為胡蠻。

1939年，胡蠻（右一）與丁玲、蕭三在延安。 埃德加·斯諾 攝

《中國美術史》部分版本。

欄目顧問：顧之川 策劃：王健

□記者 王錦春 付永奇

閱讀提示：

在20世紀中國美術發展史上，從周口扶溝走出的胡蠻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

他的作品曾獲得齊白石、徐悲鴻的喜愛。

他組織發起左翼美術活動，與斯諾、史沫特萊親密交往。

他被稱為魯迅先生的好學生，如今上海魯迅故居中仍陳列其作品。

魯迅、宋慶齡幫助他赴蘇聯學習和進行文化交流。

共產國際中國支部負責人介紹他入黨。

他曾擔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教員，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

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美術史著書第一人。

專家學者對他的思想、貢獻進行系統研究。

回到延安 任教魯藝

胡蠻初到延安，被安排到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美術系擔任教員。他從蘇聯歸來，歷經艱險帶回很多介紹蘇聯藝術家的畫冊及印刷品，供師生觀摩學習。這批資料第一次系統地向延安介紹了蘇聯美術和蘇聯革命時期名家美術作品，在魯藝引起熱烈反響。

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之余，胡蠻堅持創作，用從蘇聯帶回的油畫、水粉顏料，有時用自制的畫紙，畫了幾十張速寫、油畫和水粉畫，包括1942年在延河岸邊所作的油畫《火焰駒放青》、水粉畫《延安橋兒溝村頭小景》，1945年畫的鉛筆速寫《延長石油廠的鐘》，1946年創作的油畫《貧農宜興盛肖像》，以及1947年創作的油畫《李伯釗在延安住過的窯洞》《陜北雪景》等。 這些作品至今仍由魯藝珍藏。

在延安時期，胡蠻曾先后擔任過延安美協第二屆會務委員，魯藝美術研究室主任、美術系黨支部書記，魯藝教員組黨支部書記、美術系教員組組長、生產小組組長，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執委、美協執委，《延安文藝》編委，中央黨校文藝工作研究室美術組組長及邊區文聯常務理事等職務。

敢于爭論 直指要害

延安當時云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美術家，版畫、漫畫、雕塑等創作形式多樣，觀點與流派紛呈，思想爭論一度非常激烈。在這些爭論中，胡蠻的立場和觀點引人注目。

1941年陜甘寧邊區美協舉辦第一屆美展后，胡蠻在《解放日報》發表了《目前美術上的創作問題》一文，對美展提出批評，認為就創作內容來說，美展中只看見大量類似“風俗畫”的作品，美術家不去了解和描寫人民的現實生活中所顯示的政治。胡蠻認為這反映出一個嚴重的缺點——輕視政治命題，偏重自由創作。其根源就是錯認為藝術和政治是兩回事，是不相干的，是分離的，并由此產生了“藝術第一”的謬論。他在文中肯定了魯藝木刻工作團在敵后運用民間水印技術進行的套色木刻的創作，認為是深入生活、向群眾學習的結果。胡蠻強調，美術創作不能不反映社會生活，并且有意無意表現著某一階級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意識，具體來說就是藝術主題要配合一定時期的形勢和政策。文章發表后，立即引起一些美術家的反駁，他們認為一個批評家應該看重作家的生活和技巧，不能機械地強調“政治”。

顯然，這場爭論代表了兩種立場。胡蠻比較側重藝術應為政治服務，較早意識到了美術的革命性、大眾化的要求。

1942年2月初，魯藝三名美術家舉辦作品聯展，在魯藝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他們醉心于以馬蒂斯、畢加索為代表的現代派繪畫，特別欣賞其色彩、線條所構建的形式美，主張革命美術也應該學習和效仿西歐現代派繪畫風格。胡蠻等人表示堅決反對，認為在延安公開提倡這種脫離生活、脫離人民、歪曲形象，并專在藝術形式上下功夫的所謂現代派繪畫是錯誤的。胡蠻等人指出，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革命實際需要，與廣大人民的欣賞習慣格格不入。這場爭論在當時被稱為“馬蒂斯之爭”。

理論研究 首開新路

美術創作之余，胡蠻將主要精力投入美術史研究。當時延安美術創作十分活躍，理論研究卻鮮有人涉足，胡蠻是為數不多進行理論研究且極其活躍的一位美術家。

作為美術研究室主任，胡蠻為滿足教學所需，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美術史。1940年，他在魯藝歷年授課講義的基礎上，第一次利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法創作完成了《中國美術史》初稿。胡蠻從造型藝術的本源入手，闡述了美學對社會發展和變革的重要影響，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在美術創作中的歷史地位，首次將美術工匠與從事美術勞作的奴隸寫入美術史。他提出的“人本位”文藝觀點，與毛澤東“文藝為人民”的思想高度契合，對中國美術史研究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

這部學術巨著于1942年完成排版，1946年3月在延安出版發行。自抗戰時期至新中國成立后的1963年，多次再版。胡蠻由此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美術理論研究的先行者。

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分三次召開。延安的美術工作者包括胡蠻共有10多人參加。參會者熱情飽滿，從魯藝步行至楊家嶺聽報告，來回30多里，誰都不在乎辛苦。

5月23日第三次全體大會是最后一次會議，氣氛更加熱烈。討論結束后，趁著夕陽的余暉，大家一起合影。百余人分成幾排站立，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坐在前排中間。這張合影成為珍貴的歷史見證，胡蠻亦在其中。

合影中還有一位來自周口的女作家曾克。從照片上看，他們二人位置很近，不知道當時他們是否熟悉。

當天晚上的會議，由于參會人員眾多，不得不臨時改在室外舉行。在明亮的汽燈下，毛主席發表總結講話，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胡蠻倍感振奮，深受鼓舞，更加明確了前行的方向。此后，根據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胡蠻多次修訂《中國美術史》。

胡蠻在延安時曾多次參加會議聆聽毛主席講話。這次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毛主席與同志們一一握手，詢問名字，問到胡蠻，胡蠻回答“叫胡蠻”。5月23日，下著雨，胡蠻穿著雨衣一早來到楊家嶺。毛主席正在大禮堂前散步，主動與他交談，問胡蠻：“是哪里人？”胡蠻回答：“是河南扶溝——黃泛區人。”毛主席又對他說：“聽周揚同志說過，你在寫《中國美術史》。”

延安時期是胡蠻美術生涯中為黨的美術事業貢獻最大的時期。作為最早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美術理論家，他撰寫了大量有關美術上的民族形式問題、國外美術批判研究問題以及配合當時時局的文章，先后發表在《解放日報》《文藝突擊》《中國文化》等報紙刊物上，部分宣傳黨的文藝方針的重要文章被各解放區報紙轉載。他還征集各解放區優秀美術作品，在邊區大禮堂主持舉辦規模盛大的展覽會，并于1946年1月24日在《解放日報》發表《解放區的木刻——新年木刻展后記》一文。

抗戰勝利后，魯藝大部分師生前往新解放區，胡蠻留守負責善后工作。1946年3月魯藝留守工作結束后，胡蠻被調到中央黨校文藝工作研究室，擔任美術組組長。在中央黨校，他參加群眾運動及學習，深入農村了解農民生活，組織并參與創作油畫、連環畫，并以“拉洋片”形式在延安、隴東等地展出，取得良好宣傳效果。1947年，胡蠻隨中央黨校撤離延安，轉戰陜北，后到華北解放區工作。

“愛改名字”“戒煙故事”

延安歲月，是胡蠻一生都不能忘記的。新中國成立后，延河兩岸、魯藝校園的往事，被他補寫進日記里。

在延安，胡蠻以研究美術理論聞名，其實也是一個有趣的人，被稱為“愛改名字的魯藝教員”。

他原名王鈞初，1935年到蘇聯后先后改名為“苦力”“羅思”，取齒輪與螺絲釘之意。回到延安后改名為“王洪”，后又改為“旺紅”。后來因有人取笑這個名字不像男人的名字，他又取名“胡蠻”。1947年，胡宗南進攻陜北，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稱胡宗南為“胡蠻”。胡蠻聞訊不安，又將名字改成“祜曼”，并向同志們解釋說這是外語中“人道”的意思。

胡蠻曾回憶，1945年八九月間的一個晚上，毛主席在延安交際處召集幾十名干部講話，動員干部到東北去。毛主席一到會場，便逐一與大家握手，并詢問每個人的名字。當聽到“胡蠻”時，還特意問是哪兩個字。胡蠻因有意將“胡蠻”改為“互曼”，就報告說：“如把‘胡蠻’改成‘互曼’是不是好些？”毛主席聽后點了點頭，但沒說可不可以。隨后在講話中，毛主席提到“哪里有人民就到哪里去”，并明確表示自己會留在延安，名字也不會改。胡蠻聽后，遂放棄改名之想，認為“胡蠻”這個筆名已用久了，改起來也不容易。　

當時來延安的革命青年大多改了名字，以示革命的決心。胡蠻改名次數相對較多，成為魯藝一段趣談。

著名漫畫家華君武與胡蠻在魯藝共事，曾講述其戒煙軼事：胡蠻當年居住在魯藝東山，煙癮很大，常持煙斗，配一個裝煙絲的橡膠煙荷包，在當時物資匱乏的延安十分難得。有一天，華君武看見胡蠻在窯洞前的半山草叢里找東西，后來才得知他前一天決心戒煙，把煙斗和煙荷包都扔下了山，第二天煙癮犯了，又顧不得面子找回了煙具。新中國成立后，華君武以胡蠻戒煙為題材創作漫畫《決心》，還寫了《胡蠻戒煙和改名》等懷念文章。

《決心》后來成為中國漫畫史上的經典作品，其靈感正來源于胡蠻這段真實而生動的往事。

為先烈尋找安息處

1949年6月，胡蠻從石家莊的華北人民政府圖書文物管理委員會，調到新成立的北平市委文藝工作委員會，承擔起籌建新中國美術機構并開展相關領導工作的重任。

有段時間，胡蠻從城內到石景山鋼鐵廠體驗生活，每次往返都經過西郊的八寶山。細心的胡蠻發現，在八寶山一處醒目位置有座日軍建的“忠靈塔”。他認為，這座印證日軍侵華罪行的建筑應當拆除，并將此地改建成為革命先烈安息的地方。

1950年，新中國成立不久，胡蠻便致信時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書長薛子正，提出這一建議，迅速獲得政府支持。在中央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統籌推動下，八寶山革命公墓不久落成，從此成為首都人民舉行重要悼念活動的莊嚴場所。

1953年8月，胡蠻出席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會上，有人就北京城墻存廢問題征求他與梁思成的意見。胡蠻回答：“城墻要不要，要看實際需要。”

新中國成立后，胡蠻歷任北京市文聯常務理事兼研究室主任、北京市人民美術工作室主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他一直致力于頌揚工農兵題材與祖國建設主題的優秀美術作品，同時批評那些與時代精神相悖的文化現象。他先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北京日報》和《美術》等報刊上發表數十篇理論與評論文章。20世紀50年代末，胡蠻辭去行政職務，潛心投入中國美術史與畫論研究。

常憶魯迅先生

1963年6月28日，上海大雨滂沱，胡蠻立于魯迅先生墓前，將無盡追念化作詩句，題寫于照片上：“壯懷展眾志，涉事臨大節。贈言長紀念，萬里渡風雪。”

胡蠻重訪大陸新村魯迅故居，看到20多年前作為臨別贈禮的《讀〈吶喊〉圖》依然陳列于此。魯迅親切、幽默的神采依舊，令胡蠻心緒起伏，難以平靜。在魯迅故居門前，胡蠻回憶起當年與魯迅分別的情景，對身邊的人描述：“當時魯迅先生送我到門口，許廣平先生帶著海嬰也出來相送。魯迅先生說‘再見’，我也說‘再見’。想不到那一別，竟成永訣。”

魯迅生前對胡蠻非常器重和愛護，胡蠻也視魯迅為人生導師。1936年10月，魯迅去世，胡蠻正在蘇聯，獲悉噩耗，立即寫出《魯迅先生逝世哀感》和《魯迅的美術思想》兩篇文章，發表于中國共產黨在巴黎創辦的《救國時報》。他的文章，與蕭三、瞿秋白夫人楊之華紀念魯迅的文章，共同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海外最早、最重要的魯迅紀念文獻。

在延安時期，胡蠻始終沒有忘懷曾經指引自己成長的魯迅先生。每逢魯迅逝世紀念日前夕，他必撰文抒懷，如《魯迅在生活著》《魯迅的最深苦痛》《魯迅的藝術活動》《紀念魯迅》等，篇篇凝結著深切的追思。

新中國成立后，胡蠻仍多次發表文章，紀念魯迅先生。

嘔心名著 成就經典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胡蠻一直保持著寫美術工作日記的習慣，詳細記錄了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至“文革”前，他所參與和負責的中央及北京市的一些重要美術活動。這些珍貴的文字，為新中國早期美術史留下了一批真實可靠的一手檔案。

“文革”期間，胡蠻被打成“中國美術界最老的反動學術權威”。1979年，他帶病出席全國第四屆文代會，之后一直從事中國美術史理論研究工作。

《中國美術史》是胡蠻傾注畢生心血的代表作。自問世以來，胡蠻多次修訂完善。他多次表示，由于時代所限，書中存在不足，希望有機會重寫。新中國成立后，他補充了第十二章，新增“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和新中國美術”等內容。該書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文革”前全國美術理論專業的教科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胡蠻已是兩鬢濃霜的老人。他身患冠心病、肺氣腫等多種疾病，卻依然堅韌勤奮，繼續從事《中國美術史》的修訂充實工作。他曾親赴洛陽、鄭州、西安等地實地考察，收集大量史料。遺憾的是，在剛剛修改完難度很大的先秦部分后，他就病倒了，未能完成全部修訂工作。

這位一生追求美、探索美的著名美學家，不得不接受最心愛作品的“殘缺之美”。

雖有缺憾，仍是經典。

近年來，陸續有專家學者以胡蠻為研究對象，相關論文、論著不斷涌現，胡蠻的思想與成就影響至今。

今天，全國各地的參觀者來到延安，走進魯藝文化園區東山胡蠻紀念館，仍能見到《中國美術史》這部皇皇巨著。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新華社推出《紅色印記·講不完的延安》系列節目，曾專題講述“窯洞里誕生的《中國美術史》”，將這段歷史再次帶入公眾視野。

小院里的“怪老人”

親歷20世紀中國美術風云的胡蠻，在普通人眼里是怎樣的形象？1986年，《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小院里的“怪老人”》一文，描述了一名晚輩眼中的胡蠻：

“他看上去有七十多歲了，頭顱和臉盤都很大，微駝著背，進進出出，忙忙碌碌，嘴里經常絮絮叨叨的。有時會無端地罵將起來。院子里孩子多，他經常帶著孩子們唱‘大生產’之類的歌，都是延安時代的。有時常帶著孩子們喊起口號來：‘打倒壞東西！’‘打倒鬼子！’他的夫人這時就忙攙他進屋。

“不久我就知道，這位老者就是胡蠻！我在學生時代讀過他的《中國美術史》和其他著作。他是那位我久已仰之的美術理論家、藝術教育家和畫家！他就是魯迅先生深為愛護和器重的學生！1935年國民黨政府追捕他時，是魯迅和宋慶齡把他送到蘇聯去的。

“就是他。我發現他也時常安詳地坐在自己家門前，沉思著。一次，我終于懷著敬意走到他面前，向他問候。老人顯得由衷地高興，讓我坐在小板凳上，慢悠悠地同我談天。他學識淵博、談吐爽直，警句、妙語迭出。熟了，我們也談到形勢；他罵，我點頭。談得投機，他就罵起來，河南話夾著北京話，罵得痛快！我們常常這樣談，成了忘年之交。

“后來，小院里的藝術家們都搬進了新居，分開了。見面時還互相詢問。尤其關心胡蠻同志，聽說他八旬高齡，還在埋頭著述。”

游子終于“回家”

1986年8月22日，胡蠻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2歲。

多年來，家鄉人一直盼望著游子的歸來。在他的追悼會上，親人特意從周口扶溝千里迢迢帶來一束谷穗、一束高粱，放置在他的遺像前。豫東平原的小米、高粱養育了他。這沉甸甸的穗粒，是故鄉土地的饋贈，也承載著一個樸素的愿望——希望他在天之靈，還能記起家鄉的味道。

胡蠻逝世后，遵照他的遺愿，骨灰被撒進河南境內的黃河。那位曾與家庭決裂的游子，終于又“回家”了。

胡蠻，當代中國美術史的重要人物，其藝術軌跡貫穿于20世紀左翼美術時期、留蘇時期、延安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的建設時期。作為新中國美術革命活動的組織者、記錄者，胡蠻的名字將永遠留在中國美術的歷史長河中。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